
Citation: | ZHANGXin-pei, SHUTao, ZHAO Yong, HUHong-wei. Seismic Responses of RC Frame Structures with Special-Shaped Columns and Girder-Transfer Story[J]. 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, 2004, 17(2): 142-146. |
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迅猛发展,轮轨间动作用力不断增大,车轮多边形磨耗问题日益突出. 对2013年以前运营的数百个车轮进行了非圆化磨耗测试,统计结果显示,96%的车轮发生了偏心磨损,其次是低阶谐波磨损. 近些年来(主要指2014 年以后),高速列车车轮普遍出现了高阶多边形磨损,而车轮因多边形引起的轮轨冲击力达到车轮静载荷的1倍~3倍,轴箱加速度达到20g~40g[1]. 金学松等[1-3]通过长期的现场跟踪测试提出了我国最早发现的直线电机地铁车轮9边形磨耗的机理是轮对一阶弯曲振动所致,也正在通过测试给出多边形的一些机理解释. Morys[4]将车轮和制动盘视为三维旋转弹簧-阻尼单元连接的刚体,构建了车辆-轨道动力学模型,结合轮对长期磨耗模型研究了车轮多边形的发展规律发现,多边形磨耗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轨道特征和激励频率. Meywerk[5]建立单个轮对-轨道动力学模型,研究了轮对柔性和轨道弹性对车轮多边形磨耗的影响. Johansson等[6]基于滚动接触理论,建立三维车辆-轨道动力学模型,研究认为车轮多边形磨耗与车辆/轨道耦合系统的垂直共振有关. Wu等[7-8]研究认为同一转向架两轮对之间钢轨的3阶弯曲振动是导致车轮高阶多边形磨耗的主要因素,然而在运行中能否被激发还有待验证. Meinke等[9]提出高速轮对不同于普速轮对,其动力学是由陀螺力矩和惯性力矩决定的,研究了静、动不平衡对车轮多边形磨耗的影响. 胡晓依等[10]将车辆/轨道耦合动力学模型与Archard磨耗模型相结合,建立长期磨损迭代模型模拟运行时车轮多边形的整个发展历程. 宋志坤等[11]通过对比分析车轮粗糙度对车轮多边形的影响发现,提高镟修质量可以减缓多边形的增长速度.
上述研究主要是从现场跟踪或是车辆-轨道大系统动力学仿真入手,获得了一些可以解释车轮多边形现象的原因. 对于高速动车组车轮高阶多边形磨耗的成因,业界提出其受多重因素影响,很难给出统一的解释. 而现场目前不得不采用的方式是镟轮,这不仅缩短了车轮的使用寿命,也不符合低碳减排的国家要求. 所以研究车轮多边形磨耗形成和发展机理,明确其主要影响因素,是当前车轮多边形磨耗问题研究的重点. 为此,本文基于转子动力学理论建立轮轨动力学模型,结合磨耗模型研究多边形磨耗的发生和演化.
研究表明,轮对蠕滑是车轮多边形磨耗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[12]. 轨道车辆结构庞大,自由度较多,其非线性因素复杂,通常根据研究需要对重点关注点精细建模,对于其他部分做适当简化. 因此,本文选取自由度较少的轮对轴箱装置为研究对象,如图1所示,将其简化为轮对-轨道转子系统,其中包括轴承、车轮、车轴及模拟轨道的两个大直径圆盘. 图1中:m1、m4分别为左、右轴箱质量;m2、m3分别为左、右车轮的质量;e1、e2分别为左右车轮的偏心量;kbx1、kbx2(kbz1、kbz2)分别为左、右轴承的纵向(垂向)刚度;cbx1、cbx2(cbz1、cbz2)分别为左、右轴承的纵向(垂向)的阻尼;k1、c1、L1分别为左、右轴段的刚度、阻尼和长度;k2、c2、L2分别为中间轴段的刚度、阻尼和长度; kR、cR、fst分别为扣件的刚度、阻尼和预压缩量; ω 为圆盘绕 O1自转的角速度.
为了分析转子的基本特征,假设:
1) 车轮为刚性圆盘;
2) 车轴为等直圆轴,具有一定的弯曲刚度和无限大的扭转刚度,两端相同的轴箱弹性支承;
3) 将簧上质量等效为轨道预压力,忽略轮轨接触斑处相对变形,假设轮轨一体支撑在扣件上.
取O-xyz为固定坐标系,圆盘所在平面与弹性轴两端支承点连线的交点O为固定坐标系原点,y轴沿转子轴线,圆盘所在平面为xOz坐标参考平面. 圆盘瞬时位置和受力情况见图2,图中:O1为圆盘形心,C为圆盘质心,两者之间的距离O1C,即偏心量e;r为动挠度;F为轴的弹性恢复力;R为黏性阻尼力;W为重力;Fx和Fz分别为轮轨接触纵向蠕滑力和法向力. 选取(x(t),z(t))为圆盘形心O1广义坐标;t为时间.
围绕轮轨滚动接触问题的求解,研究发展了许多理论模型,较著名的理论有Carter 理论、Kalker理论、沈氏理论等,其中Kalker 简化理论在铁路领域应用最广泛 [13]. 蠕滑力除了与蠕滑率有关以外还与接触区的形状、表面润滑状态、正压力的分布等有关. Kalker公式[14-15]为
{Fx=−GabC11γx,Fy=−GabC22γy−G(ab)3/2C23ξz, | (1) |
式中:Fy为横向蠕滑力;a、b分别为接触椭圆的长、短半轴长;G为剪切模量;C11、C22 、C23为蠕滑系数;γx、 γy、 ξz分别为纵向、横向和自旋蠕滑率.
根据接触椭圆偏心率及第一、二类完整椭圆积分可确定出接触斑长、短半轴长度[13]分别为
{a=mc(3π(δ1+δ2)2βFz)1/3,b=nc(3π(δ1+δ2)2βFz)1/3, | (2) |
{mc=(2Epπ(1−e2c))1/3,nc=(2Ep√1−e2cπ)1/3,δi=1−υi2πEi,i=1,2,β=1/R11+1/R12+1/R21+1/R22, | (3) |
式中:Ep为第二类完整椭圆积分;ec为接触椭圆偏心率;υ1、υ2分别为接触体1、2的泊松比;E1、E2分别为接触体1、2的弹性模量;R11、R12和R21、R22分别为车轮和钢轨沿接触坐标系纵、横向的主曲率半径.
合成的蠕滑力Frr为
Frr=(F2x+F2y)12. | (4) |
修正蠕滑力Fr为
Fr={μFz[(FrrμFz)−13(FrrμFz)2+127(FrrμFz)3],Frr⩽3μFz,μFz,Frr>3μFz, | (5) |
式中:μ为摩擦系数;
参照多跨不平衡轴系的非线性动力学建模方法[16],结合拉格朗日方程建立轮对-轨道转子系统的动力学方程,如式(6).
{m1¨x1+c1˙x1+k1x1−k1x2=Fbx1,m1¨z1+c1˙z1+k1z1−k1z2=Fbz1−m1g,m2¨x2+c2˙x2−k1x1+(k1+k2)x2−k2x3=m2e1ω2cosωt+Fx1,m2¨z2+c2˙z2−k1z1+(k1+k2)z2−k2z3=m2e1ω2sinωt−m2g+Fz1,m3¨x3+c3˙x3−k2x2+(k1+k2)x3−k1x4=m3e2ω2cosωt+Fx2,m3¨z3+c3˙z3−k2z2+(k1+k2)z3−k1z4=m4e2ω2sinωt−m3g+Fz2,m4¨x4+c4˙x4+k1x4−k1x3=Fbx2,m4¨z4+c4˙z4+k1z4−k1z3=Fbz2−m4g. | (6) |
表示成矩阵形式为
M¨u+C˙u+Ku=Fb+Fe+Fr+Fg, | (7) |
式中:M、C、K、Fb、Fe、Fr和Fg分别为转子系统的质量矩阵、阻尼矩阵、刚度矩阵、轴承力向量、不平衡力向量、轮轨接触力向量和重力向量;
车轴各轴段的刚度如式(8).
ki=12EaiIiL3i, | (8) |
式中:Eai为车轴材料的弹性模量;Ii为车轴截面惯性矩,如式(9),daoi和daii为第i轴段的车轴外径和内径;Li为轴段长度.
Ii=π64(d4aoi−d4aii). | (9) |
在车轮多边形磨耗预测中,通常采用的材料磨耗模型有Archard 模型和磨耗功模型. 研究表明,两者对应的车轮多边形演变趋势基本相同,但后者所得结果与现场实测数据更为接近,且计算效率较高[17],因此本文采用磨耗功模型,如式(10).
Δm=KwWw, | (10) |
式中:Δm为磨耗质量;Kw为磨耗功系数;Ww为接触斑内的磨耗功.
假设车轮在磨耗过程中钢轨平顺,横向磨耗均匀,仅考虑周向失圆. 结合式(10)推导可得,车轮圆周磨耗深度Δr为
Δr=R(θ−2π)−R(θ)=ΔmρAw=KwWwρAw=KwFxswρbwsw=KwFxρbw, | (11) |
式中:R(θ−2
由式(11)可见,车轮磨耗与纵向蠕滑力有关,当纵向蠕滑力按照一定的频率周期性变化时,导致磨耗深度周期性变化,多边形磨耗纵向蠕滑力最大时,将出现磨耗峰值,且在车轮纵向振动的一个周期内只出现一次. 设车轮纵向振动频率为fx ,则相邻两个磨耗峰值的时间间隔为1/ fx ,轮对转频为 f2,则车轮转动周期为1/ f2. 可得车轮转动一圈内出现的磨耗峰值数(阶次)n为
n=fxf2. | (12) |
轮对转频 f2与列车运行速度v的关系为
fx=nvπD. | (13) |
选取某型高速动车组轮对参数:车轴内径为30 mm,车轴外径为190 mm,轴颈中心距为1956 mm,滚动圆间距为1493 mm,寿命周期内车轮直径Dw=920~830 mm,ρ=7850 kg/m3,E1=E2=2.06 × 1011 Pa,v1=v2=0.3,e=0.1 mm,kR=20 MN/m,(轴承刚度)kb= 1×1010 N/m,μ = 0.25,v=300 km/h.
分析e=0.1 mm、v=300 km/h、Dw=920 mm时,左侧车轮的纵向振动位移时域图和频域图、轴心轨迹及车轮圆周磨耗图以表征车轮的振动特征和磨耗特征,如图3.
由图3(a)、(b)可见:纵向振动位移为含有两种频率成分的周期信号,其低频频率等于轮对转频,高频频率接近于600 Hz,频谱图可以有效表征轮对-轨道转子系统的振动特征. 由图3(c)、(d)可见:轴心轨迹呈波浪状椭圆,车轮圆周磨耗形状为偏心多阶多边形;车轮多边形磨耗与轮对纵向周期振动有关,车轮磨耗形状图可有效表征车轮多边形的磨耗特征.
偏心量e在0.01~0.10 mm时对轮对-轨道转子系统振动特征的影响如图4. 图4(a)可见,不同偏心量下,振动位移包含两种频率成分:低频频率等于轮对转频,其幅值A随着偏心量的增大而增大,说明偏心量引起的惯性力增加,使得轮对振动幅值增大;高频频率均固定在580 Hz附近,说明高频频率与偏心量无关.
e=0.01,0.10,0.50,1.00 mm时,偏心量对车轮磨耗特征的影响如图5. 由图5可见:随着偏心量的增大,车轮出现了明显的椭圆化和高阶多边形磨耗现象,高阶多边形磨耗幅值略有减小,但阶次恒定. 此时的车轮磨耗为一阶叠加了多阶的多边形磨耗,且多阶多边形的阶次与偏心量的变化无关.
已有研究发现,车轮多边形磨耗的发生与演化取决于运行速度、车轮直径和轮轨固有振动[18]. 高铁为300 km/h恒速运行方式,由于目前动车组采用镟轮检修模式,车轮寿命期内的车轮直径在920~830 mm变化,对应取轮对角速度为180.8~205.9 rad/s,相当于轮对转频为25.2~58.0 Hz.
图6为不同角速度的频谱图,由图6可见,不同轮对角速度下,轮对振动位移也包含两种频率成分:低频频率随着转速的增大而增大,大小等于该转速对应的转频;高频频率仍然为一个固定频率,大小约为580 Hz.
为了进一步研究轮对转频对车轮多边形磨耗特征的影响,定义频率比N为固定频率f1和轮对转频f2之比. 取频率比N=18.0~20.5,绘制车轮圆周磨耗图,如图7. 由图7可见:当固定频率与轮对转频比为整数倍时,即N=18.0,19.0,20.0时,车轮圆周方向上发生并演化出了多边形,多边形阶数等于频率比,且车轮转速越高,多边形阶数越小;当固定频率与轮对转频比不为整数,即N=18.5,19.5,20.5时,未演化成带有明显阶次的车轮多边形,车轮磨耗为均匀磨耗. 可见,车轮多边形磨耗的演化呈现明显的“频率整分”特征.
车轮纵向振动存在一个固定频率,当该频率接近于车轮转频的整数倍时,车轮磨耗快速演化为阶数等于该整数倍的多边形.
现场实测发现,列车运行速度为 300 km/h,在车轮轮径寿命周期从920~830 mm 变化过程中,存在3个车轮多边形磨耗高速发展时期,车轮直径为830、875 mm和915 mm,对应18阶、19阶和20阶车轮多边形磨耗,而在其他直径未发生明显阶次的多边形磨耗[19].
将现场实测数据代入式(12)和式(13),可计算出对应的轮对转频f2和纵向振动频率fx,见表1.
n | D/mm | ω/(rad·s−1) | f2/Hz | fx/Hz |
20 | 915 | 182.1 | 29.0 | 580.1 |
19 | 875 | 190.5 | 30.3 | 576.3 |
18 | 830 | 200.8 | 32.0 | 575.6 |
由表1可见:v=300 km/h,车轮直径分别为830、875 mm和915 mm的3种情况均对应一个大小约为580 Hz的固定频率,该“固定频率”分别等于对应的轮对转频的整数倍,同时也分别发生了与相应整数倍相等的18阶、19阶和20阶车轮多边形磨耗;在车轮轮径寿命周期内,对应的轮对转频不能整除固定频率的车轮直径时,却未检测到明显的多边形磨耗. 综上,现场实测数据分析表明,车轮边形磨耗呈“频率固定和转频整分”特征,此磨耗特征与本文建立的轮对-轨道转子动力学系统车轮多边形演化模型所得结论一致.
为了探究上述研究中的固定频率来源,利用本文建立的轮对转子动力学模型进行模态分析,并与建立的轮轨接触实体有限元模型模态分析结果进行对比验证. 进而研究车轴直径等系统参数对固定频率的影响,并确定各参数的灵敏度.
令系统主振动
(K−ω2M)ϕ=0, | (14) |
式中:
由式(14)得
{ϕTiMϕj=0,ϕTiKϕj=0,i≠j,ϕTiMϕj=mpi,ϕTiKϕj=kpi,i=j, |
式中:
利用Kronecker符号:
{ϕTiMϕj=δijmpi,ϕTiKϕj=δijkpi, | (15) |
式中:i=j时
由
ωi=√kpimpi. | (16) |
由式(7)可得
{m1¨x1+c1˙x1+(k1−kb)x1−k1x2=0,m1¨z1+c1˙z1+(k1−kb)z1−k1z2=0,m2¨x2+c2˙x2−k1x1+(k1+k2)x2−k2x3+μkRz2=0,m2¨z2+c2˙z2−k1z1+(k1+k2+kR)z2−k2z3=0,m3¨x3+c3˙x3−k2x2+(k1+k2)x3−k1x4+μkRz3=0,m3¨z3+c3˙z3−k2z2+(k1+k2+kR)z3−k1z4=0,m4¨x4+c4˙x4+(k1−kb)x4−k1x3=0,m4¨z4+c4˙z4+(k1−kb)z4−k1z3=0. | (17) |
式(17)结合特征方程式(14)可得:
([k1−kb0−k1000000k1−kb0−k10000−k10k1+k2μkR−k20000−k10k1+k2+kR0−k20000−k20k1+k2μkR−k10000−k20k1+k2+kR0−k10000−k10k1−kb000000−k10k1−kb]−ω2[m10m100m2000m20000m300000m3000000m40000000m4])[ϕ1ϕ2ϕ3ϕ4ϕ5ϕ6ϕ7ϕ8]=0. | (18) |
将系统质量参数m1、m2、m3、m4和刚度参数k1、k2、kb、kR代入求解,获得了式(18)中的8阶模态,其中固定频率附近的各阶模态见图8. 由图8可见:固定频率等于2.1节中发现的580 Hz附近时,轮对转子系统的振动为二阶弯曲振动.
为了进一步研究固定频率与钢轨、轮对及耦合的关系,除上述轮对的尺寸参数外,取60 kg钢轨断面,钢轨长度6.0 m,轨枕距625 mm,扣件宽度170 mm,扣件垂向刚度20 MN/m,转向架固定轴距2.5 m,建立轮轨耦合实体有限元模型进行模态分析,研究转动效应对轮轨耦合系统固有频率的影响.
由表2可见:不考虑转动效应的刚轮柔轨、柔轮刚轨、柔轮柔轨,分别对应有1、4、5个固有频率接近“固定频率”580 Hz,而不同转速下轮轨耦合系统的固有频率均出现了5个接近固定频率的值. 说明转速和钢轨柔性对固定频率附近的固有频率影响不大,可以认为轮对对固定频率的贡献比钢轨大,虽然钢轨柔性对固定频率的贡献不大,但是将轮对和钢轨都考虑成柔性更符合实际情况. 所以在研究不同转速对轮轨耦合系统的固有频率影响时,将轮轨考虑成柔性.
不考虑转动效应 | 考虑转动效应 | |||
刚轮柔轨 | 柔轮刚轨 | 柔轮柔轨 | 柔轮柔轨 | |
519.40 | 567.16 | 565.42 | 565.42 | |
559.49 | 567.19 | 580.73 | 580.61 | |
574.77 | 577.74 | 583.07 | 582.97 | |
593.11 | 578.03 | 584.48 | 584.37 | |
605.90 | 585.43 | 585.47 | 585.65 | |
608.93 | 585.45 | 586.78 | 586.94 | |
622.27 | 748.22 | 591.33 | 591.35 | |
648.97 | 769.92 | 621.80 | 621.81 |
考虑转动效应下柔性轮对柔性钢轨的振动模态如图9所示,由图9可知:固定频率附近的柔性轮轨振动均对应轮对的2阶弯曲,而钢轨则分别呈现8阶横向弯曲、8阶横向弯扭耦合和8阶垂向弯曲;轮对的2阶弯曲振动是固定频率的主要来源,这一结论验证了式(18)中的集中质量模型的分析结果,也再次验证了本文所建立的轮对轨道转子动力学模型的可行性. 综上所述,出现580 Hz左右的“频率固定”现象的原因,主要由轮对的2阶弯曲所致,钢轨柔性对固定频率的影响不大.
由式(8)、(18)可见,车轮多边形磨耗的固定频率主要与车轴直径、轮对质量、轴承刚度和扣件刚度有关. 分别研究扣件刚度为20、50、100、150 MN/m时,扣件刚度对固定频率的影响.
图10为同扣件刚度幅频图,由图10可见:随着扣件刚度的增加,固定频率及其对应的振动幅值均略有增大. 图11为不同扣件刚度的磨耗特征,由图11可见:随着扣件刚度的增大,由于固定频率的增大,与转频的比值逐渐远离整数倍,车轮磨耗形状由kR=20 MN/m的明显多阶多边形逐渐变为kR=150 MN/m均匀磨耗. 可见,增大扣件刚度对车轮多边形磨耗有一定的抑制作用.
转速一定,取车轴外径分别为171、190 mm和209 mm,研究车轴外径对固定频率的影响.
图12为不同车轴直径(dao)的幅频图,由图12可见:随着车轴外径的增加,由于轮对刚度增加,固定频率增大,转频和固定频率的幅值均减小. 图13为不同车轴直径的磨耗特征,由图13可见:增大和减小车轴直径,均能因固定频率不再等于转频的整数倍而避免多阶多边形的发展;减小车轴外径会加速车轮的均匀磨耗. 可见,通过增大车轴外径可有效抑制车轮多边形.
取车轮质量(m)分别为360、400 kg和440 kg,研究车轮质量对固定频率的影响. 由图14的振动特征可见:随着车轮质量的减小,固定频率增大,转频和固定频率的幅值均减小. 由图15的磨耗特征可见:增大和减小车轮质量,均能因固定频率不再等于转频的整数倍而避免多阶多边形的发展;增大车轮质量会加速车轮的均匀磨耗量. 因此,可以通过车轮轻量化抑制车轮多边形磨耗.
取支承刚度分别为5000、10000、15000 MN/m,研究支承刚度对固定频率的影响.
由图16中的振动特征可见:随着支承刚度的减小,固定频率减小,转频和固定频率的幅值均增大. 由图17中的磨耗特征可见:增大和减小支承刚度,均能因固定频率不再等于转频的整数倍而避免多阶多边形的发展;减小支承刚度会加速车轮的均匀磨耗量. 因此,可以通过增大支承刚度抑制车轮多边形磨耗.
改变车轴外径等系统参数可一定程度抑制车轮多边形磨耗的演化,为了给现场抑制车轮多边形提供理论依据,分别研究各系统参数对固定频率的灵敏度.
由式(14)可得
λ=∂ω2∂α=ϕT(∂K∂α−ω2∂M∂α)ϕ. | (19) |
设
λ=Δω2Δα=ϕT(ΔKΔα−ω2ΔMΔα)ϕ. | (20) |
图18为固定频率灵敏度分析结果,由图18可见:随着车轮质量的增大,固定频率灵敏度快速下降;随着车轴外径增加、支承刚度增大,固定频率灵敏度快速增大;随着扣件刚度增大,固定频率灵敏度几乎不变. 上述系统参数对固定频率的灵敏度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车轴外径>车轮质量>支承刚度>扣件刚度. 可见,轮对自身特性是车轮多边形磨耗的主要影响因素,而轨道特性的影响较小.
结合3.3节~3.6节的研究结果可见:通过调整系统参数改变固定频率的大小,使其避开被轮对转频整分,可避免车轮磨耗演化为车轮多边形. 具体参数调整可依据本文确定的灵敏度,也可以通过改变运行速度以改变轮对转频,来达到同样的目的.
本文建立了车轮多边形磨耗发生和演化模型,表征了轮对-轨道转子动力学系统的振动特征和车轮多边形磨耗特征,揭示了车轮多边形发生和演化的规律. 主要结论如下:
1) 基于轮对-轨道转子动力学理论建立轮轨接触动力学模型,结合磨耗功模型研究多边形磨耗,并用现场跟踪实测数据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.
2) 通过频谱分析和磨耗特征分析发现车轮多边形磨耗遵循“定频整分”的规律.
3) 通过模态分析发现固定频率与车轮转动激发的轮对2阶弯曲振动的固有频率一致,而钢轨的柔性对固定频率的贡献不大.
4) 通过破坏整分条件即可抑制多边形发展的思路,确定了改变固定频率的灵敏度顺序,为抑制车轮多边形磨耗提供了理论依据.
本文建立的高速车轮多边形磨耗模型中,未考虑动载荷及悬挂等的影响,而磨耗演化全过程预测研究也将是下一步进行的工作.
n | D/mm | ω/(rad·s−1) | f2/Hz | fx/Hz |
20 | 915 | 182.1 | 29.0 | 580.1 |
19 | 875 | 190.5 | 30.3 | 576.3 |
18 | 830 | 200.8 | 32.0 | 575.6 |
不考虑转动效应 | 考虑转动效应 | |||
刚轮柔轨 | 柔轮刚轨 | 柔轮柔轨 | 柔轮柔轨 | |
519.40 | 567.16 | 565.42 | 565.42 | |
559.49 | 567.19 | 580.73 | 580.61 | |
574.77 | 577.74 | 583.07 | 582.97 | |
593.11 | 578.03 | 584.48 | 584.37 | |
605.90 | 585.43 | 585.47 | 585.65 | |
608.93 | 585.45 | 586.78 | 586.94 | |
622.27 | 748.22 | 591.33 | 591.35 | |
648.97 | 769.92 | 621.80 | 621.81 |
n | D/mm | ω/(rad·s−1) | f2/Hz | fx/Hz |
20 | 915 | 182.1 | 29.0 | 580.1 |
19 | 875 | 190.5 | 30.3 | 576.3 |
18 | 830 | 200.8 | 32.0 | 575.6 |
不考虑转动效应 | 考虑转动效应 | |||
刚轮柔轨 | 柔轮刚轨 | 柔轮柔轨 | 柔轮柔轨 | |
519.40 | 567.16 | 565.42 | 565.42 | |
559.49 | 567.19 | 580.73 | 580.61 | |
574.77 | 577.74 | 583.07 | 582.97 | |
593.11 | 578.03 | 584.48 | 584.37 | |
605.90 | 585.43 | 585.47 | 585.65 | |
608.93 | 585.45 | 586.78 | 586.94 | |
622.27 | 748.22 | 591.33 | 591.35 | |
648.97 | 769.92 | 621.80 | 621.81 |